随着数字化改革向纵深推进，数字技术已经从政府治理的工具性要素走向撬动科层组织变革的系统性要素。

推动数字技术应用下的政府体制机制创新的意义已经不仅仅在于对数字赋能不稳定性的纠偏，更是为了推动科层组织形成适应数字时代的全新形态，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以邓利维为代表的“技术决定”视角具备一定的合理性与前瞻性，但其对治理模式变迁的分析过于理想化，低估了制度惯性的制约，而制度主义的“科层规制”视角，看到了科层组织形态对技术应用的限制，却未注意到这种限制可能带来组织变革的转机。浙江省“三张清单”数字化改革案例表明，数字技术应用会受到科层惯性的规制，但这也可能成为组织变革的重要动力，推动政府体制机制创新。无论是政府平台由横向到纵向的立体建构，还是调适性协作矩阵的出现，都进一步改变了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条件，更揭示出动态演进中数字技术与科层组织的双向互构关系。

然而，数字时代的政府创新并不是一个确定过程。数字技术与科层组织双向互构的关系模式尽管已经得到验证，但其中技术与组织要素不断调适的最终走向依旧是不确定的，数字政府与科层组织形态之间的张力依旧存在且可能陷入难以调适的状态，政府数字化转型并不必然走向善治，已有研究发现的价值多存在于对已知差异性结果的解释，尚未实现对未知结果的精准预测。对此，数字政府研究应当保持对现实的关切，以科学的因果推断方法探寻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与实现机制，通过实证方法持续验证分析框架的有效性，提升理论的预测力。

在实践层面，为了提升政府数字化转型的稳定性，需要推动数字时代生产、生活与治理系统的整体性重塑。系统重塑具有外溢效应，它不仅是政府治理方式的变革，更是包括经济、社会、法治、文化场域的全方位数字化，通过生产生活要素的整体性变革为政府制度创新、治理能力提升提供更稳定的基础。

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作为元治理主体，需要扮演好规则制定者的角色。一方面，政府应实现制度规则的系统性重塑，在顶层设计下，推动数据系统开放共享、各部门多跨协同、重大应用全面贯通，以主动变革助推组织治理模式创新以及履职能力全方位提升；另一方面，政府应撬动非公共行政领域的数字化，以数字系统和应用为引领，为数字时代经济生产、社会治理、法治建设、文化发展等全场域搭建采集、储存、传输、分析数据的基础架构，完善适配数字技术应用的法律法规体系，将民众、企业与社会组织纳入到统一的数字系统中，实现线上生产、生活、治理与线下实践的深度融合，进而迸发出更高的社会转型效能，不但为政府数字化转型与制度创新提供更稳定的基础，而且带动国家治理能力的整体性跃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