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间第六次，“数字经济”被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

“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提升常态化监管水平，支持平台经济发展。”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

2017年，“数字经济”首次出现在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之后的2019年、2020年、2021年和2022年，共计出现五次。201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虽然没有提及“数字经济”，但首次提出了“数字中国”建设，这被解读为是“数字经济”的进一步延伸。而在2021年和202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都同时出现“数字经济”和“数字中国”。

实际上，从党的二十大，到去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到2023年全国两会，发展数字经济和建设数字中国的顶层规划和产业指引反复提及，不断明晰。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2023年重点工作时也指出，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提升常态化监管水平，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而今年全国各省市的地方两会上，31省份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几乎都出现了发展数字经济的目标方向和发力重点。

今年全国两会召开前夕，中共中央、国务院还印发了《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其中明确了建设数字中国是数字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是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有力支撑。

党的二十大和今年全国两会为发展数字经济、建设数字中国指明了方向和重点，《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是一份非常明确清晰的行动指南。

对于数字中国建设，这份规划布局了明确的“2522”整体框架，即夯实数字基础设施和数据资源体系“两大基础”，推进数字技术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深度融合，强化数字技术创新体系和数字安全屏障“两大能力”，优化数字化发展国内国际“两个环境”。

在国新办举行的“权威部门话开局”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金壮龙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我国工业经济规模大、数字经济规模位居全球第二，融合发展前景广阔。“我们将以数字技术创新突破和应用拓展为主攻方向，从推进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三个方面，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金壮龙部长如是锚定了三大方向。

毫无悬念，发展数字经济和建设数字中国也成为了今年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热议的焦点话题之一。

全国政协委员、京东集团技术委员会主席曹鹏就关注了“数实融合”的话题。曹鹏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他长期工作在科技创新和企业经营一线，他在实践中观察到，当前我国数实融合整体发展不充分、不均衡的问题亟待突破。

“比如，数字技术尚未全面融入到我国实体经济的全产业链、全生命周期中，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的价值还未得到充分释放；消费互联网发展快于产业互联网，农业数字化转型相对滞后，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面临不敢、不会的困境，数字鸿沟有加大趋势。”曹鹏表示。

基于此，曹鹏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简单来说，他认为，数实融合的关键路径可以总结为“新带老”和“大带小”。

所谓“新带老”，就是在数实融合进程中，涌现出一批兼具实体产业基础和数字技术能力的新型实体企业，这些企业不仅能够较好地实现自身的数字化转型升级，还能发挥技术外溢作用，通过“新型带传统”，为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路径参考和赋能助力。

所谓“大带小”，就是构建“政府引导-平台赋能-龙头引领-协会服务-机构支撑”的联合推进机制，发挥大型企业的“链主”作用，由其带动和赋能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的其他中小企业完成数字化转型，助推整个产业链降本增效。通过数智化社会供应链建设，实现大中小企业的生态发展和共同跃升。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加快传统产业和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着力提升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水平。”这被认为是推动数字中国建设，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重要部署。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阿里巴巴集团技术委员会主席王坚今年就提交了关于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等建议。

在王坚看来，在数字化过程中，很多时候，中小企业会有意无意地被看作“扶贫对象”，但事实上，中小企业应该是创新主体，这个定位对于其发展非常重要。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中小微企业数量已经超过了5200万户。中小微企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盘，而在建设数字中国的进程中，他们更是“一个都不能少”。

“我相信，对于大多数中小企业来说，数字化是他们实现企业转型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和方法。”王坚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他建议，中小企业以产业升级趋势为抓手，把企业的转型和产业的升级联系在一起，这样才能做大做强。

全国政协委员、360集团创始人周鸿祎今年也提交了“助小微”的建议，他已经连续多年为中小微企业发声。他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建设数字中国，不能只看到大企业，数量众多的中小微企业绝不可忽视。但这些企业的数字化应该采取与大企业不同的实现路径，如果将大企业的数字化模式强行灌输给中小微企业，那中小微企业的数字化可能永远搞不成。

因此，周鸿祎建议，国家应更加重视SaaS（即software as a service，软件即服务）生态的建设，给予政策扶持。“与国外成熟市场相比，中国SaaS生态还不够发达，不仅认知不够，供给也不足。但SaaS模式其实是中小微企业做数字化转型非常好的模式，因为其部署门槛低、使用难度低、使用费用低，而且能够随着企业成长进行升级，丰俭由人。”他说。

建设与治理，发展与安全，一体两面，缺一不可。发展数字经济，建设数字中国，都需要首先构建支撑其发展的“新型基础设施”。《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中就指出，夯实数字基础设施和数据资源体系是发展数字中国的“两大基础”。

从数字基础设施层面来看，我国已经建成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5G网络。在今年两会举行的首场“部长通道”上，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金壮龙透露，目前，我国5G移动手机用户已超过5.75亿户，今年将新建开通5G基站60万个，总数将超过290万个。而且，我们的6G推进工作组已经在开展工作，正在加强国际合作，加快6G的研发。

而在数据资源体系方面，我国的数据资源规模和质量均在加快提升。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透露，目前，我国的移动互联网用户数已经增加到14.5亿户。

“我国无疑是一个数据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发达，用户多且活跃，会产生巨大的数据资源，这是我们的优势。但如何规范这些数据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就非常重要了。”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国家会计学院教授秦荣生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秦荣生表示，数字资源体系的建设要比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更为复杂，因为不光涉及到商业利益，还涉及到法律、制度、规范等诸多方面的问题。

“数字资源肯定是有价值的，但之所以不叫数字资产，是因为一个普遍的难题是无法确定数字资源的所有权。而且从数据资源的开发收集，到挖掘利用，再到开放共享，是一个体系问题。这不仅是中国的难题，也是全世界都面临的难题。”秦荣生说。

应该说，在数据资源体系构建方面，我国一直在探索，也一直在完善。除了2021年起就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基础性的法律法规之外，一系列配套性政策、规范也在陆续出台。

去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布了《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又称“数据二十条”。其中，提出了构建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治理等制度，初步形成我国数据基础制度的“四梁八柱”。

“数据二十条”出台后引发了广泛关注，在产业界振动很大，普遍的分析认为，其不仅有利于充分激活数据要素价值，也将使得数字经济进一步赋能实体经济，进而推动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小米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CEO雷军在今年提交两会的建议中，就关注了构建和完善汽车数据安全管理体系的问题。

“随着智能网联汽车逐渐普及，汽车所承载的行驶轨迹、生物特征等敏感个人信息，及地理信息、车外影像等，这些数据既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要素资产，也给个人隐私、国家公共利益与安全带来了挑战。”雷军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为此，雷军建议，由主管部门牵头，定义汽车数据分类分级规则，加快制定围绕汽车生命周期和数据生命周期两条主线的数据安全标准，指导产业发展。另外，当前各车企间数据尚未实现有效安全流通，数据孤岛普遍存在，应当在保障数据安全的前提下，构建汽车数据共享机制及平台，让各车企间的数据实现流通，将数据转化为社会生产力。

一直在数字安全领域建言献策的周鸿祎则表示，数字安全是数字中国建设的底座。数字化的程度越高，安全挑战也就越大。以近期备受关注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为例，其发展和曾经很多技术一样，在为社会带来福祉的同时，也会带来新的安全风险。

“人工智能的安全问题，已经从一个技术问题变成了一个社会伦理问题，有的时候甚至变成了一个人类面临的不可预知的问题。”但周鸿祎依然认为，对于人工智能，不发展才是最大的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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