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国家“十四五”规划明确指出：“加强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提升城市服务、社会治理等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在此背景下，数字科技驱动的智慧城市成为连接数字政府与智能社会的重要纽带。智慧城市在我国发展十余年，已经成为建设数字中国、发展数字经济的国家战略选择。从2012年启动较大规模试点，到2014年将智慧城市上升为国家战略，再到2016年“十三五”规划中首次提出建设“新型智慧城市”的要求，这些标志着智慧城市建设进入了追求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十四五”以来，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更加如火如荼。从2020年全国两会上讨论如何让“城市大脑”变得更聪明，到2021年全国两会上关于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热烈讨论，再到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建设数字信息基础设施，推进5G规模化应用，促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发展智慧城市、数字乡村”，新型智慧城市作为城市数字化建设的高级阶段已成为社会共识。

近日，关于数字中国的整体规划文件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作为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重磅文件，这也被业界评价为“数字挂帅时代来临”。新型智慧城市是在数字科技不断渗透的背景下，针对经济社会的现实需求，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提出的一种对智慧城市概念的中国化表述，充分体现出富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发展理念。

智慧城市是现代城市发展的高端形态。我国作为全球最活跃的数字创新的试验场，新型智慧城市是国家立足信息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目标作出的重大战略选择，也是发展数字中国、数字经济以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载体。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等事件使我国现代城市管理面临诸多现实挑战，大力发展新型智慧城市成为必然的战略选择。如何在非常态时期增强城市快速恢复、可持续发展的韧性，是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新着眼点。可以看出，充分发挥数字科技的赋能作用、把握城市空间尺度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的变革规律、探寻当前智慧城市发展困境的破局之策等迫在眉睫。

“智慧城市”的概念最早于1990年被提出，这一概念旨在探索城市如何通过信息通信技术的创新、多元文化等要素的聚合形成可持续的城市竞争力。受到国外智慧城市建设热潮的影响，国内对于智慧城市的探索也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自2010年起，我国部分城市开始智慧城市的小范围探索。为更好地开展智慧城市建设，2012年国家住建部出台了《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暂行管理办法》，并分批部署了290个智慧城市试点，这标志着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已大规模开展。2016年，“新型智慧城市”概念的提出意味着我国智慧城市发展进入数字科技驱动的新发展阶段。新型智慧城市是现代城市发展的高端新形态，其中的“新”主要体现在新的应用技术、新的服务模式和新的业态场景等方面。由“亮见新数字智慧城市”排版整理。在这一发展阶段，关于数字科技驱动智慧城市发展的动力和机制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探讨，技术渗透、生态赋能及服务主导构成数字科技驱动新型智慧城市发展的理论逻辑。

一是技术渗透为新型智慧城市提供内驱动力。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科技在城市管理领域纵深推进，智慧城市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智慧城市本就是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的产物，数字科技的广泛渗透也使得智慧城市延伸出新的发展范式。2020年4月，国家发改委提出实施新型智慧城市行动，强调通过数字技术（包括5G、云计算、大数据、地理信息技术以及传感与控制技术等），为居民提供均等化的城市服务，进一步推动新兴信息技术与城市发展的深度融合。

二是生态赋能为新型智慧城市提供发展空间。

数字科技的发展使得智慧城市作为一个生态系统，其复杂性不断增加。许庆瑞等（2012）认为，智慧城市的研究和实践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和有机的综合体，相关建设、治理和发展问题也具有高度的复杂性。智慧城市是一个由智慧化系统和组件构成的复杂生态，这些子系统和组件的广泛连接使整个城市更加智能化。随着智慧城市不断演变至新型智慧城市，其逐步发展为由不同的技术模块、应用版块和组织系统相互支撑、共同协作的一个能够自生长、自调节且可持续发展的有机生态系统。在庞大复杂的生态中，如何发挥数字技术的赋能作用和体系化制度的保障作用，建立畅通高效的一体化智慧城市平台，调动企业、公众及其他参与主体共同参与城市治理的积极性等，是当前新型智慧城市发展亟待解决的难题。

三是服务主导为新型智慧城市提供创新空间。

数字科技的发展使得智慧城市更加关注服务而非硬件。服务创新成为智慧城市的新命题。智慧城市通过开放式创新（众包、用户实验室、开放数据等），自下而上扩展城市服务并加速服务创新过程。当前智慧城市的收益来源也从产品向服务延伸（即各种城市服务应用程序），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智慧城市对基础设施的依赖。智慧城市中服务的概念愈发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且基础设施和技术被认为是服务的基础。基于这一视角，学者们探索了智慧城市服务的最终目的、典型框架和组织架构。也有学者分别从供给侧和需求侧对智慧城市服务进行了研究，提出在供给侧提升城市服务的质量、效率和承载力，引入多元社会资本参与服务供给等；在需求侧以公众需求为核心，提升服务参与感和满意度等。

我国智慧城市发展经历了概念引入、试点探索和高质量发展等演进阶段（见图1），当前已经进入以数据驱动为核心、以人为本、统筹集约、协同创新的新型智慧城市发展阶段。由“亮见新数字智慧城市”排版整理。2021年作为“十四五”开局之年，国家密集出台了引导和鼓励智慧城市发展的相关政策。新型智慧城市正是智慧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表现和必然趋势，其基本特征主要包括以人为本、泛在智能化、场景融合化、去中心网格化和数据驱动等。

图1 智慧城市发展脉络

一是以人为本。

新型智慧城市强调城市中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感、获得感和幸福感，尤其强调城市居民在智慧城市项目建设中的广泛参与行为，包括制定决策和城市服务监督等。新型智慧城市的发展应该关注人的需求（包括物质、知识和技能等）以及人力成本的投入。以人为本的智慧城市发展应重视人与人之间、人与城市之间的互动关系和互动模式。Mcfarlane和Sderstrm（2017）认为，智慧城市的发展应该与公众的需求紧密结合，使数字手段真正赋能公众并最终提升其生活质量和服务满意度。

二是泛在智能化。

新型智慧城市不单是城市的信息化和电子化，更强调技术赋能之后城市的泛在智能化特征。智能化强调通过数据采集和分析得出事件运行规律，以控制或指导其未来运行态势。全面感知高频度、高精度和多维度的城市数据是实现泛在智能化的焦点问题，更是实现精准建模和预测推演的前提条件。因此，具备泛在感知、实时数据标准化采集、覆盖城市运行主要领域、能够支撑呈现城市运行生命体征主要指标的城域数据及通信网络成为实现智能化的必要条件。

三是场景融合化。

智慧城市中基于数字科技形成的新产业形态和应用场景，同时带动了传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了城市资源的有效配置，促使新旧产业跨界融合创新，其丰富和延伸了已有应用场景，为智慧城市产业发展提供新的机遇与动力。因此，构建覆盖城市运行和城市服务的主要场景、具备适配的算法和算力、支持将实时数据用于城市运行治理的“城市大脑”成为重要趋势。

四是去中心网格化。

去中心网格化，即在智慧城市治理中，利用数字化技术手段使管理结构扁平化，将权责“下放”，充分调动企业、社区和居民个人的参与度，充分发挥“微单元”以点带面的作用，提升城市治理的韧性、效能和可持续性。因此，依托城市网格化管理平台，以社区或者更小的单元为单位进行划分，因地制宜地落实各项城市管理措施，全方位提升城市管理效能，成为智慧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

五是数据驱动。

数据是新型智慧城市建设中重要的生产要素和生产工具，利用数字孪生、生态聚合等方式使其充分释放自身价值，推动城市治理的精准化和预见化。由“亮见新数字智慧城市”排版整理。数据驱动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和运营，包括数据采集、汇聚和开放等，建立融通各类数据资源、集中数据逻辑、实现城市数据全生命周期管理的城市一体化大数据平台成为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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