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 | 仇保兴：智慧城市的“生成”与“构成”

当前，我国智慧城市设计与建设面临几个困境。第一，片面强调“构成”，而忽视了“生成”的力量。忽视了数据和系统的许多细节是“生成”的，许多新技术及其应用场景更是“生成”的。因此，就可能导致智慧城市既有的结构与日新月异的新技术难以相容，也与新应用场景的不确定性不相容。第二，混淆了智慧城市设计的手段与目标之间的区别。智慧城市与传统城市一样，都是为了让人的生活更美好，因此智慧城市也必须要以解决城市病、符合民众需求等为出发点去谋划和建设。第三，混淆了智慧城市中的“商务品”和“公共品”的区别。在我国智慧城市设计和建设过程中，许多大型IT 企业出于盈利的目的，推出了很多“高端”的项目，例如“领导驾驶舱”、信息亭等，但由于他们习惯于“构成”，并不了解城市政府的职能及其运转的复杂性与民众的真正需求，许多智慧系统的设计就成了“白智慧、空智慧、假智慧”式的数字形式主义典范。

从城市政府视角来看，智慧城市的四大核心公共品，即“四梁”，包括：1）精细化、网格化管理系统；2）政府网站“一网通办”；3）城市安全、网络安全、减灾防灾；4）重要公共资源管理信息化（如碳价格、土地、资产等）。政府通过数字化手段更好地提供上述四类公共品，体现了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八柱”则指智慧教育、智慧医疗、智慧交通等主要公共品，由此形成了智慧城市的“四梁八柱”。

任何运转良好的智慧信息系统都是“生成”与“构成”的有机结合；越具公共品属性的信息系统，政府主动“构成”设计占的比重就越大；“构成”设计必须将政府自身原有的流程再造，如权力负面清单、缩短流程、减少证明、并联审查等；智慧信息系统最终目的是为了便利民众对政治绩效的监督和评价，使不同的城市政府或部门的服务能效竞争性展示在民众面前，从而“生成”不断优化服务的动力机制。

二是“内部模型”。系统主体遭遇到新情况时，会将已知的“积木”组合起来，用于应对新情况。这种生成的子系统解决问题的机理结构就被称之为“内部模型”。不同积木组合之所以“有用”就是因为形成了新的“内部模型”，也就是使城市中的相关主体有了对未来的判断与应对能力。各类大数据的集中如果再加上人工智能等新“积木”的运算，就能产生有用的预测结果。

三是“标识”。在复杂适应系统中，“标识”是为了集聚和边界生成而普遍存在的一种机制，使得主体观察到以前隐藏在对方背后的特性，能够促进“选择性双向作用”，其总是试图通过向“有需求的主体”提供联接来丰富内部模型。在万物互联的时代，“标识”可以将主体需求进行高效、精准匹配，因此将发挥关键作用。

在智慧城市建设中，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政府应关注智慧城市的“公共品”，为品种庞杂、日新月异的各类智慧城市“商务品”提供平台；

第二，无论是核心还是基本智慧“公共品”设计，都必须注意“生成机制”的应用；

第三，智慧城市是高技术的平台，让“聚裂效应”价值最大化；“从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与“从下而上”的“生成”机制发挥，都是必须的，尤其是后者更为重要；

第四，智慧城市作为科技发展不确定性最大的新领域，必须利用第三代系统论——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充分发挥主体的三大新机制，从全场景智慧的角度思考，“自下而上”“生成”自适应的智慧城市；

第五，“构成”的“四梁八柱”都应该成为千百种“生成”场景应用的新业态平台，只有相互融合才会涌现出真正的智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