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智慧城市表达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范式，彻底改变了现有的观点，即认为新的技术将使环境监测和管理技术的改进成为可能。与此同时，这也是一种普罗米修斯式的完美控制，不需要改变当前生产和消费的习惯与偏好。智慧城市的概念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当时出现了第一个关于如何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来改善城市基础设施管理的方法。随着数据化的加强和物联网的发展，人们对优化城市的设计、运营和治理越来越感兴趣。正如Bibri和Krogstie所言：

     “这种（智慧）城市主义的核心是对城市系统和过程的计算性理解，使城市生活呈现为一种逻辑规则和算法程序的形式——而这是由应用到城市科学和城市可持续性发展中的数据密集型科学方法所支持与提供的，同时城市大数据的利用也提供了更为全面和综合的城市视图与总体概览。”

智慧城市范式是使用大数据来设计公共政策、进行有效的战略性决策的广泛辩论的一部分。大数据整合带来的机遇是：基于科学证据的决策；可获得的信息的种类，包括公民产生的信息；以及决策者获得数据的速度，包括有效的早期预警系统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城市的管理将更加有效，治安、流动性、能源使用以及废弃物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能够得到有效缓解。因此，智慧城市通常也被称为生态智慧型或智慧可持续城市。

大数据的重要性因而转化为对城市物理环境的强调：如传感器和摄像头网络、计算设备、多元信息和定位性社交媒体的存在，此外还包括公共记录和其他数据来源。同样，对智慧城市范式的主要批评也反映了在公共决策中使用大数据和算法时存在的普遍争议。首先要考虑到的一点是在未来，不平等现象的一个重要表现是获取技术方面的不平等，以及源于对特权群体偏好的偏见。经济差异决定了获得技术和使用技术的能力；因此，即使智慧城市使用多个源头作为信息来源，自发产生的数据也不能确保不同观点的多样性或彼此之间平等的存在。出于安全目的的面部识别技术应用中已经出现了种族偏见，在构建处理信息的算法时也出现了意识形态上的偏见。以上的这些问题在全球南方特大城市中将更加突出。

对智慧城市这一范式最深刻的批判谈到了一种主导性的叙事，反映了西方社会的范式——特别是技术官僚和新自由主义话语，即将智慧城市与技术性的解决方案联系起来。此外，这种叙事也被一些拥有技术和数据的大公司所大力宣扬。与此同时，Bibri认识到“智慧生态城市实现其乌托邦式抱负的能力受到复杂实践的现实和利益驱动的新自由主义规划和发展方法的限制”，这些实践仅仅面向相对较小的具有高购买力的人群。这种对特权群体的偏见存在于许多定义中，这些定义中提到的城市拥有“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人口”，果断、独立和有意识的公民，“具有强烈的创业精神”，“拥有大学学位的成年人口”，寻求“繁荣和影响力”。

智慧城市的范式并没有对这些批评无动于衷。在对智慧城市文献的梳理中，Echebarria等人确定了三个视角。技术中心和技术乐观视角是上述批评的理想参照。在这一视角下，智慧城市是一种专注于硬基础设施、整体城市规划和控制的需要以及自上而下的社会变革方向的范式。

协作方式的视角强调以用户为中心的合作，以及不同城市行为主体网络之间的伙伴关系。这是一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动态机制之间的中间视角，同时在公共管理中使用利益相关者方法。然而，这种视角在高效管理和解决问题的同时，并没有质疑现有的不平等和偏见问题。

最后是人文主义的视角，这一视角旨在将关于民主实践和形成城市的人际关系的辩论纳入范式。人文主义观点的提倡者认为，技术可以是一种使能工具，但不一定能够为所有公民所获得或者适应每一个人的需要，因此技术往往会加剧社会两极分化。此外，他们还指出大型科技公司的作用值得怀疑，它们忽视了数字和社会公平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技术可以通过参与性平台、数字扫盲项目、透明门户和互动平台来促进公民参与，为所有公民提供有意义的体验。然而，在宣称社会凝聚力、包容性和所有人的生活质量的重要性与当代资本主义的现实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矛盾。在现代资本主义中，大公司的利益在于没有公民参与或审议的情况下推动快速且可执行的解决方案。智慧城市范式的人文主义视角宣告了市民——城市居民的重要性，但没有提供实现这一理想的具体策略。参与和建立社会资本需要时间，需要暂停，也许还需要一个新的开始。而这就是“慢运动”和“慢城市”项目的中心思想。

“慢城市”项目是20世纪80年代末兴起的“慢食物运动”更广泛理念的一部分，后者是反对全球化、工业化农业和快餐业的一种表现形式。“慢运动”有很多种形式，如慢旅游、慢时尚或慢民主。所有的这些运动都拒绝对速度的崇拜，因为这导致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侵蚀和自然的毁灭。“慢运动”的主要观点认为人们已经失去了对社会、技术或政治变革的民主控制，而要重新获得这种能力，就必须回到甚至只在地方网络的参与式的实践中去，以及必须减慢生活的节奏。社会加速还产生了不平等，造成一些与全球网络和新技术发展联系较少的部门被排斥在外。

在这种背景下，“慢运动”表达了一种后资本主义范式，并将竞争资本主义的价值观与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之间的内在冲突考虑在内。虽然科学和技术对思考解决方案很重要，但它们不能取代规范性变化：即从物质价值到后物质价值的转变。可持续发展需要生活方式的改变和主动的自我简化，摆脱消费社会下的过度束缚。

慢城市运动诞生于1999年的意大利，当时“国际慢城市联盟网络”也宣布成立。如今，该联盟在33个国家拥有287个成员城市，主要分布在欧洲和亚洲。根据2020年发布的慢城市宣言，慢城市运动在城市生活中寻求人文主义的重生，“城市里有丰富的广场、剧院、车间、咖啡馆、餐厅、精神场所、未受破坏的景观和迷人的手工艺人，在那里我们仍然欣赏缓慢、仁慈的季节交替，他们有地道产品的节奏，尊重美味和健康，尊重仪式的自发性和生活传统的魅力。”。

除了这种看起来有些怀旧的方法，慢城市联盟也是一个根据7个方面的指标对城市进行认证的协会：能源和环境政策；基础设施政策；城市生活质量政策；农业、旅游和手工业政策；接待政策；意识和教育；社会凝聚力和伙伴关系。从环境的角度来看，成员城市应该是绿色、紧凑和可持续的。从社会的标准上看，寻求创造开放、恢复性、包容性和参与性的城市。从经济的角度来看，他们必须具有生产力、创业精神和竞争力。此外，通过良好的管理实践，城市政策应促进创新和弹性化。

社区的介入不仅对参与性规划有着重要意义，对于可持续和有意识的生产和消费、维护基础设施和保护历史记忆同样也至关重要。Pink和Lewis称其为间接行动主义，以日常实践、生活方式和基于消费者的公民身份为基础。即使慢城市作为一场反对全球化的运动而出现，并寻求重新评估当地的价值，但同时也是一个致力于在竞合理念下合作的全球城市网络，它通过共同努力促进“慢哲学”、区域发展和城市振兴的资金采购。

可持续性是慢城市政策的核心。对本地经济和消费的强调旨在减少碳足迹，同时减缓社会生活有利于循环经济的实践、当地粮食的生产和可再生能源的部署。此外，绿色空间的整合、对基础设施的关心和公共空间的改造均寻求促进共存和社会凝聚力。在国际慢城市网络的成员城市中进行的案例研究已经证明了这种模式的优势，包括更高的生活满意度，公民更积极地参与城市政策的规划和管理，回收、再利用和一般环境保护的可持续实践，以及由于当地经济和旅游业的重新激活而提高的就业率。这些案例同样也揭示了一些在城市发展中实施慢城市的思想所面临的困难。其中最重要的是对变革的抵制和人群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人们与城市管理者和当局之间的利益冲突；国家层面上的法律和行政障碍；全球化的压力；甚至是由当地发展推动的移民动态，其促进了住房和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

上述两种模式已经适用于城市项目，其中环境可持续性是中心问题。智慧城市的倡导者从人类中心主义的范式出发，设计新的技术解决方案，以更有效地管理资源，特别是能源。这些解决方案遵循资本主义发展的逻辑，其基础是通过科学和技术为人类服务来支配自然。他们为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技术答案，但却不质疑问题的起源或问题本身对社会生活其他方面的影响，如智慧城市理念下居民的隐私或自由问题。在全球南方的特大城市中，尤其令人担忧的是对社会凝聚力日益减弱的问题视而不见，这会造成一种不需要市民自觉参与或合作的城市集中管理的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智慧城市保证了环境的可持续性，但是却忽视了社会的可持续性。

慢城市代表了反对竞争和过度消费的后资本主义的范式。因此，它解决的不仅仅是环境可持续性的问题。例如，在一个许多传统工作将被自动化替代的社会中，生产力的概念必须重新定义。正如Hautamäki等学者所言，价值的生产将不再用经济来衡量，而是用社会性术语来衡量，通过产生后物质的商品如社会凝聚力、合作或正义的人们之间的互动来衡量。即使从环境可持续性的角度来看，这也是一种更为全面和综合的模式，因为它不专注于能源资源的管理，而是融合了循环经济的所有原则，并在城市内重新引入了粮食生产。

对于超大城市来说，智慧城市的模式似乎更有吸引力，因为它促进了对基础设施的技术性控制。然而，超大城市同样需要一种机制来创造社会凝聚力，尤其是对于移民人口形成的超大城市。实际上，慢城市模式并不排斥技术解决方案，而是寻求加强社会凝聚力，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模式能更好地应对未来超大城市的挑战。

在考虑全球南方城市的未来时需要思考的另一个问题是慢城市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适用性。慢城市的思想并不要求人们依附于特定的价值观；相反，它提议回归当地传统；呼吁基于“真实生活价值”的发展，但同时并不定义或列出这些价值。这一思想中提出的人类与环境之间的新型关系，意味着打破犹太—基督教关于主宰自然的愿景，并与非西方世界观之间相互兼容，如Wang、Brown和Jeong等学者的研究所证明的那样。作为一种后资本主义范式，慢城市允许城市化进程与在城市内部产生排斥和不平等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相脱钩。

智慧城市范式的支持者可能会辩称，慢城市的思想很难适用于超大城市的动态机制。事实上，到目前为止慢城市项目已经在中小城市付诸实践。与此相反，智慧城市的基础设施并不是统一实施和建设的，而是从特权区先开始，这些区域已经拥有了技术性的基础设施，其中主要居住着中产阶级和富裕阶层。此外，对于慢城市，最佳实践的研究和记录都证实了该模式对城市不同空间维度的适用性，包括城市中的“慢区”。因此，当前城市向慢城市转变的动力机制与智慧城市的逐步实施并无不同，因而也完全适用于超大城市。

最后，尽管智慧城市和慢城市的范式在城市政策上截然不同，但它们在一些实际解决方案中是可以相一致的，特别是在绿色技术方面。智慧城市范式下从技术中心到人文主义视角的演变，也映射出对社会生活减速的需要。对公平、社会凝聚力和基于共同生产的经济的关注表明，应对未来的挑战需要的远不止智慧城市。明智的城市必须是可持续未来的选择。